【青年：探索与争鸣】管宇 || 美国汉学家傅汉思“梅花诗”译介研究|全球播资讯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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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3期
2023
07.04
【摘要】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美国汉学家、翻译家傅汉思的“梅花诗”译介。借助耶鲁大学等地所藏傅汉思档案和作品，本文依次探讨了傅汉思“梅花诗”译介的概况、缘起、特色和影响。研究发现：傅汉思对“梅花诗”的集中译介基于西方母题研究兴起的时代背景，寄托了他对妻子张充和的深情；傅汉思的“梅花诗”译介首译多、体裁广，译诗注重再现原诗的文体特点，译释主要揭示文化内涵和措辞化用；傅汉思对“梅花诗”的译介是中国“梅花文学”在英语世界首次全面系统的传播，对美国汉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傅汉思对“梅花诗”的成功译介对中国文学“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
美国汉学 傅汉思 梅花诗 古诗英译
【作者简介】
管宇，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一、引言
二、傅汉思“梅花诗”译介缘起
三、傅汉思“梅花诗”译介特点
（一）首译多、体裁广
（二）译诗充分再现原诗的文体特点
（三）译释揭示文化内涵和措辞化用
四、傅汉思“梅花诗”译介影响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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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人的陪伴”方面，这对汉学伉俪于1947年相识于沈从文宅中，1948年在北平成婚，婚后赴美定居。“傅汉思”这一中文名为张充和所定，“汉朝”的“汉”，“思想”的“思”。1968年，为纪念结婚20周年，张充和作七绝诗20首，名曰《结缡二十年赠汉思》，记录了二人从相识、相知到相守的点滴岁月。傅汉思将《中国诗选译随谈》献给张充和，并在“致谢”部分写道：“我从妻子张充和那里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帮助和灵感，她本人就是一位诗人，一个中国诗歌的终生弟子，代表了中华文明最美好、精致的部分。”张充和是傅汉思汉学翻译与研究事业的启蒙人、助力者和完美拍档。首先，在北平交往期间，张充和的传统士文化底蕴对傅汉思产生了深刻影响，促使其在返美后走上了汉学研究之路。其次，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兼职时期，她全力支持傅汉思修完了该校的中文博士课程，实现了向中国文学研究的彻底转型。最后，她用实际行动辅助傅汉思的汉学研究事业，帮助他阅读中文文献中的晦涩篇章，先后用以小楷为主的书法为他的10种著述撰写正文中的汉字、注释中的汉字、参考文献中的汉字、古诗原文、中文书名等。同时，傅汉思也不遗余力地参与到张充和的昆曲、书法和诗歌事业中。他先后协助张充和在欧美学界公演昆曲共36次，与其合作译介中国经典书论《书谱》和《续书谱》，并翻译其昆曲研究论文《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昆曲演唱实践》及其唯一一本诗歌自选集《桃花鱼》。
除此之外，张充和的文艺创作也常以“梅”为主题。除誊抄《中国艺术中的梅花》中的19首“梅花诗”原文外，她还曾手书据传为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所作的梅花律诗50首，保有一方文曰“梅花似我”、由清代大家杨澥篆刻的印章，并绘制过一幅简笔墨梅画、一幅以海绵代笔的墨梅画以及一幅题有秦观《如梦令·莺嘴啄花红溜》一诗的《墨梅图》。孙康宜教授指出，萧纲《梅花赋》以早梅报春突出梅花之美好，而张充和在诗歌创作中亦偏爱春天的意象，据此她认为《中国诗选译随谈》题目中的“梅花”暗藏了傅汉思对张充和的隐喻。
“或……乍……”“乍……或……”是赋体的特殊句式，用于列举。用“-ing状语”并列的形式起不到强调作用，用“Now……Now…”（时而……时而……）对应颇为合适。“既……且……”虽然也是表示列举的句式，但句中另含比喻意义：梅花花蕾既像玉珠连缀在一起，而又是一朵朵地生长在枝条上，像冰粒悬挂枝头而又如同冰雹那样散布。因此用“As……So……”更为对应。在全赋上下部分过渡句“于是重闺佳丽”中，“于是”由1952年版中通俗的“And then”改为1985年版中的老式词“Thereupon”，古色古香，更符合原文的语域。
不同的译者身份决定了不同的译介目的和译诗理念。对于傅汉思而言，作为美国首位对中国文学作纯文学研究的学者和大学教授，他致力于发现中国文学的特质，并传授给中国文学学习者，因而选择在译诗中最大化地彰显原诗的文体特色，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译诗的可读性。另外，深入的诗体研究也决定了傅汉思古诗译介时强烈的文体意识。他在《中国诗选译随谈》附录中独辟专栏《诗歌形式》，全面详实地介绍了中国古诗的八种诗体。值得一提的是，傅汉思还是西方学界乐府研究的权威，致力于发现乐府作为世界民谣的文体特点。除了专业汉学家，另一个极具特色的译诗群体是西方诗人。后者译诗的首要目的为大众传播，旨在传递基于中国古诗灵感的英语文学体验，为西方大众提供纯粹的艺术享受，新诗运动时期的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年）、陶友白（Witter Bynner, 1881—1968年)、洛威尔（Amy Lowell, 1874—1925年)便是代表人物。由于缺乏中国诗学的积淀，他们的古诗英译活动不再是严格意义的“翻译”，而是变成了机动灵活的“改写”。古诗的某些元素和体验为之所用，很好地融入英语诗歌的语境，其译诗的可读性与其创作的诗歌一样强，能够在英语世界实现最大化的传播。但与此同时，古诗自身的特性在译诗中大幅削弱。
（三）译释揭示文化内涵和措辞化用
各版译本的注释也是傅汉思“梅花诗”译介的出彩之处，包括对文化负载词、文化背景以及措辞化用的阐释。如《梅花赋》中，傅汉思为文化负载词“筒”、“阳”和“蛾眉”添加了注解。“筒”是中国古代独特的历法工具，三版译文的注释清晰明了，说明了其使用场合——皇宫、用途——推算历法以及用法——将芦苇膜烧成的灰放入律管，其各种运动形态代表时节的变化。他将“阳”言简意赅地解释为“通过阳光和春天所表现的光亮原则（与"阴’——黑暗相对）”，虽然尚未透彻揭示出中国哲学中“阳”的丰富含义，但也传达了有助于英语读者理解的基本内涵。关于“蛾眉”，傅汉思在注释中指出：“美女的眉毛常被比作蛾子的触角。”虽然保留“蛾”的意象在西方文化中容易引起不适，但注释至少化解了他们对于中国特有意象的茫然，使他们明白了喻体的所指。值得关注的是，傅汉思在利用译释揭示文化内涵时，还运用了比较文学的视角。当论及“落花”母题时，他注意到西方国家同样将残红和落花视为青春与美丽易逝的象征。汉诗有“有花堪折直须折”，而希腊语的犹太教作品《所罗门的智慧》则有“Let us crown ourselves with rosebuds before they be withered”（英译）。傅汉思认为西方落花母题源于4世纪的一首匿名拉丁语诗，该诗结尾为“Collige, virgo, rosas, dum flos novus et nova pubes, et memor esto aevum sic properare tuum”（少女啊，当玫瑰盛放、青春热烈之时，请采摘玫瑰，记住你的时间在飞逝），英国诗人罗伯特·赫里克（Robert Herrick,1591—1674年）的名句“Gather ye rose-buds while ye may”即出自此。
傅译《梅花赋》中的措辞化用涉及“灵苑”“偏能识春”。他指出，“灵苑”让人联想到周文王的“灵台”“灵囿”“灵沼”， “偏能识春”让人联想到何逊《扬州法曹梅花盛开》的诗句“惊时最是梅”。此外，在其他“梅花诗”中，《早梅》的译注条分缕析地追踪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岁寒三友”文化的根源与演进。傅汉思认为，《早梅》中“堪把依松竹，良涂一处栽”一句或许是中国文学中首次将松、竹、梅相提并论。他发现“岁寒”“三友”都单独出现在《论语》文本中，指出“岁寒三友”与“高尚君子”的联系展现出鲜明的儒家色彩。他追溯了中国古典文学中不同体裁对“岁寒三友”表达的间接隐喻、部分提及以及完整提及。该注释占据一页半篇幅，颇具学术价值。此外，《再用前韵·罗浮山下梅花村》译注说明了“蓬莱宫”的地点和功用，指出了“花鸟使”与唐史和道家传说的联系及其在《西江月·梅花》中的沿用。《西江月·梅花》译注指出其中的“玉骨”“冰姿”对苏轼《再用前韵·罗浮山下梅花村》中“玉雪为骨冰为魂”的化用，《郡治燕堂庭中梅花》译注指出“有酒如渑谁伴翁”对《左传》“有酒如渑，有肉如陵”的化用，《暗香》和《疏影》译注指出该词题目对《山园小梅·其一》“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化用，并指出“无言自倚修竹”对杜甫《佳人》“天寒翠薄，日暮倚修竹”的化用。丰富的措辞化用呈现了汉诗内部的承继与影响，而对化用的发现则体现出傅汉思扎实的中国诗学和文学功底。
包括傅汉思在内，学者译诗的共性之一便是多学术性注释。作为副文本，注释补充了不便在译诗中展现而又对理解译诗必要的信息，拓宽了读者的文化和文学视野，实现了“深度翻译”的目的，也在某些地方为译诗的处理方式提供了旁证。傅汉思学术性译释的独特之处则在于其对诗歌措辞的探微溯源。相比之下，其他群体在译诗时总体上较少添加注释或无注释，其中诗人译诗不加注是为了引发多元的阐释，延展译诗的生命力，而传教士、作家等少加注则是由于缺乏对原诗细部和中国诗学的深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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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傅汉思“梅花诗”译介影响
傅汉思的“梅花诗”和其他译诗得到了西方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普通读者认为其译诗展现了中国古诗之美，利于中西文化交流。专业汉学家认为其译诗既精准传达了原诗语义、贴近原诗的形式，又保证了译诗的流畅通达，并肯定了其对小众诗体的关注及其详尽译释的价值。笔者认为，傅汉思的译诗符合欧阳桢提出的文学翻译标准——“透明”。欧阳桢将译者和译作比作“透明之眼”：翻译得越准确，透视原文的眼睛便越透明，否则会妨碍我们的视线，阻止我们对原文的充分审视。傅汉思通过凸显原诗的文体特点，创造了逼肖原作的“透明”译诗，向西方读者最大化地展现中国古诗的诗学风貌。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译诗也保持了高度的可读性和文学性。然而，由于中英语言的差异，傅汉思无法将原诗中所有的诗学要素悉数再现；由于中英诗学的差异，在译诗中靠近原诗诗学势必在一定程度上损伤译诗本身的诗性。当然，这也是译诗时无法避免的遗憾。
傅汉思的“梅花诗”译介对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和美国中国艺术史研究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它让西方读者首次系统而深入地了解到了“梅花诗”的诗学韵味、梅花丰富的母题含义以及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全球最大的在线联合书目网站WorldCat显示，《中国诗选译随谈》英文原本已被全球700家图书馆收藏，其中17家为欧美公立图书馆，可见其流布范围之广。该书由耶鲁大学出版社于1976年出版后，1978年立即再版，销量十分可观。它被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奉为中国文学领域的“正典”，至今仍用于耶鲁的多门课程中。《中国艺术中的梅花》虽为展览刊物，但目前也已被全球252家图书馆收藏，足见其质量之高和影响力之大。该展览先后于1985年1月23日至3月24日、4月18日至6月16日、7月12日至9月8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博物馆、耶鲁大学艺术馆、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举办，为美国西部、东部和中部大众奉献了一场梅花的文艺盛宴。傅汉思英译的“梅花诗”为展览增添了文学维度，它们与刊物中有关梅花文化和艺术的述论以及丰富的展品一道，促进了西方观众对中国梅花文艺传统的立体认知。此刊于1985年荣获“美国博物馆协会最佳会刊和图书奖”，想必傅汉思的佳译为其增色不少，同时也是傅汉思“梅花诗”译介在大众文化圈得到高度认可的有力证明。
另一方面，傅汉思的“梅花诗”译介为多位美国汉学家的中国诗、画、文物研究提供了启发，推动了美国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发展。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艺术史教授韩文彬（Robert E.Harrist, Jr.）在考察宋元花卉画与诗歌传统时，引用傅汉思“梅花诗”母题研究的发现：以花喻佳丽的中国诗学传统；宫廷和隐士中的画家和诗人对梅花饱含深情，将其视为至爱的题材。傅汉思的“梅花诗”译介对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名誉馆长倪密的中国装饰艺术研究亦有助力。“玉骨冰魂：中国艺术中的梅花”是倪密担任耶鲁大学艺术馆亚洲艺术部策展人期间乃至整个职业生涯的代表性展览。由于成就卓越，她于1986年升任耶鲁大学艺术馆馆长，1994年赴任西雅图艺术馆馆长。倪密为展览刊物撰写了“装饰艺术中的梅花”一章，此后从考察三星堆文化到考察敦煌文化，她与中国文物和装饰艺术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2008年，她受邀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名师讲堂”首位女性嘉宾，举办了以“中国梅花艺术”为主题的讲座。她首先以中英双语朗诵《再用前韵·罗浮山下梅花村》开场，接着展示了多幅墨梅画，分析其中梅花被赋予的品格；然后以《梅花赋》《诉衷情·夜来沉醉卸妆迟》等为例介绍了中国古诗中的梅花题材，指出其中不同的母题含义；最后展示了包含梅花元素的瓷器、漆盘等古人日常用品的图片。该讲座中的诗篇均取自傅汉思所译“梅花诗”，讲座框架参考《中国艺术中的梅花》的结构，而倪密的观点则来源于傅汉思的论文《中国诗歌中的梅树》。
更为重要的是，傅汉思的“梅花诗”译介成就了北美墨梅研究的权威毕嘉珍（Maggie Bickford）。1983—1985年，正在普林斯顿大学从事博士阶段墨梅研究的毕嘉珍以客座策展人身份参与“玉骨冰魂：中国艺术中的梅花”展览的策划，并成为同名刊物的主编。该刊主要从文学传统、绘画、诗歌以及装饰艺术角度探讨了自12世纪至成刊之时梅花母题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并补充了有关梅花的植物学知识，而傅汉思英译的“梅花诗”便是其中一章。在该刊“致谢”部分，毕嘉珍强调了傅汉思所选“梅花诗”的代表性及其“梅花诗”译研的巨大价值。她指出：
傅汉思翻译的每一首诗歌和散文都是梅花文学传统发展史上的丰碑，其中许多作品为本展中的艺术作品提供了直接灵感。傅汉思教授对于该项目的贡献远不止于他的翻译。他的“梅花诗”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艺术中的梅花至关重要，他在此刊的筹备过程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持和意见。
会刊有两章由毕嘉珍执笔，分别为“梅花：文学与文化传统”和“绘画中的梅花”。前者分为“梅花与季节更替”“梅花美人”“梅花隐士”“南宋时期的梅花”“宋朝后期杭州的梅花”五个部分，其中梅花母题含义、对宋朝梅花艺术的观点以及所选诗例大都出自傅汉思的论文《中国诗歌中的梅树》。
在耶鲁展览扎实积淀的基础之上，毕嘉珍聚焦梅花艺术中的墨梅议题，在1987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墨梅：一种中国文人画派的兴起、形成和发展》，于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人类学系毕业。在论文“致谢”部分，毕嘉珍衷心地感谢傅汉思的学术启发和指导。她写道：“岛田修二郎教授和傅汉思教授分别在墨梅研究和"梅花诗’领域开创性的作品为我的墨梅研究奠定了基础……与他（傅汉思）共事丰富并拓展了我对"梅花诗’与梅花画关系的理解。”该文第一章以“梅花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发展”为题，以汉代前和汉代、六朝、唐代、宋代为分期，可谓对《中国诗歌中的梅树》的扩写。在该章尾注中，毕嘉珍强调了傅汉思专论对她的深刻影响。她写道：
在此文以及我1985年的文章《梅花：文学和文化传统》中，我沿用了傅汉思的分期方式，并且引用了他的大量案例、阐释和结论。我要感谢傅汉思教授在我撰写那篇文章时提供的帮助以及他在“梅花诗”一章中对梅花文学的翻译和注释。
正如毕嘉珍在论文“摘要”中所言，梅花的文学和文化传统是墨梅艺术的基础。在傅汉思对“梅花诗”开创性译介与研究的基础上，毕嘉珍进一步揭示了梅花的文学和文化传统，为其墨梅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准备，拓展了其墨梅研究的底蕴和深度。总而言之，毕嘉珍的墨梅研究是对傅汉思“梅花诗”译研的承继与发展。
博士毕业后，毕嘉珍立即在布朗大学艺术与建筑史系获得教职。1996年，她将博士学位论文整理成书，以《墨梅：一种文人画题材的形成》为名出版，系统地探讨了墨梅画于北宋末期兴起的原因与过程。她不忘傅汉思的启蒙影响，在“前言和致谢”部分写道：“我的中国文学学习承蒙高友工和傅汉思的教导。”该书于1998年荣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颁发的“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成为毕嘉珍学术生涯的代表作，奠定了她在西方墨梅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该书先后于2010年和2012年被翻译为两个中文版本，后者是海外汉学经典书系“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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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梅花灼灼，冷香阵阵。以欧洲古典学和语文学的积累以及与美国新批评思潮的接触为基础，傅汉思从母题研究切入，走上了跨越30余年的“梅花诗”译介之路。傅汉思对“梅花诗”的三次译介展现了他对中国经典文学主题的热爱，暗藏了他对汉学伴侣张充和的深情。傅汉思的“梅花诗”译介首译多、体裁广，于译诗中彰显原诗的文体特性，并添加了揭示文化内涵和表达化用的译释。这些特点也体现在他对其他中国古诗的译介之中。傅汉思的“梅花诗”译介使得中国“梅花文学”首次集中而系统地走进英语世界，为美国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发展注入了一汪“源头活水”。
“梅花诗”异域生芳的过程为当下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首先，要选取代表性强、内涵丰富且易于为西方接受的文学素材作为译介对象。傅汉思的汉学研究促进了他的译介工作，通过梳理“梅”之母题的历史演进和多样性，他发掘了“梅花文学”的博大精深，因而选择一再译介。而中西文学共通的母题使得“梅花诗”对于西方读者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其次，要强调中外译者的通力合作。在张充和的影响之下，傅汉思走上“梅花诗”译介之路，又在毕生的汉学翻译与研究上得益于张充和的辅助，二人的合作堪称促进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最佳典范。在典籍外译中，需要发挥中国人在中文和中国文化、文学方面的专长，利用外国人在译入语和传播方面的优势，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积极吸纳外国汉学家，从而切实提升译本质量。再次，译介时要考虑如何融入西方语境，但也要充分重视对中国文学本体“异质性”的再现。当下，虽然中国文学尚未在西方占据主流，但是以莫言斩获诺贝尔文学奖、小说《三体》蜚声全球等事件为标志，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地位正在逐渐攀升。有鉴于此，对于具备鲜明文体特点和作者风格的文本，要争取在不大幅削弱译文可读性的前提下，努力再现原文的“个性”，从而彰显中国文学的文学性。最后，应当创新传播的形式和媒介，让中国文学和文化在西方得到全方位、多层次的认知、理解和接受。傅汉思的“梅花诗”译介先后出现在论文、专著和展览刊物上，不仅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也通过三次展览实现了在大众文化圈的流播。总之，只有在译介对象、译介主体、译介方式和译介途径等方面多下功夫，才能切实提升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效能，助力“讲好中国故事”，提高中华文化感召力和中国形象亲和力。
（责任编辑：陈华积）
（网络编辑：曹谆谆）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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